于天放，1908年生于呼兰河畔，清华大学经济系的学子，在“九一八”事变后投笔从戎，从此征战白山黑水之间。在黑龙江乃至东北地区，于天放的故事广为流传，尤其是他在北安监狱成功越狱的故事，更是激动人心。
1944年，东北抗日联军大部分力量都已进入苏联境内进行休整和集训，只有于天放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三路军留守部队仍在广袤的黑土地中同日军浴血奋战。12月19日，于天放在绥棱县宋万金屯（今天放村）检查救国会工作时，因特务告密被日军抓捕，1945年1月上旬，被转移到北安的伪监察厅特务分室。一开始，日本人想收买他，面对日军的威逼利诱，于天放以其丰富的斗争经验与敌人较量和周旋。每次审讯时，于天放对党、军队、地方救国组织的秘密一字不提，或故意乱说一通，极力保守党和军队的秘密。敌人看到在于天放身上得不到有价值的东西时开始对他动刑，先是打手板、鞭背，继而是灌凉水、“吃红枣”（用烧红的铁棍烙皮肤）、电刑。
每当敌人刑讯的时候，于天放都愤怒地对敌人说：“你们不要问我废话，人人都知道我是抗日联军第三路军特派员、宣传科长，又是中国共产党党员，这两个条件有一个已经够枪毙的了，我已经有好几个死刑了，快执行好了！”敌人看到于天放态度如此坚决便不再讯问了，只等上级下达执行死刑的命令。
这时，于天放没有坐以待毙，一直想办法越狱，但对监狱的位置却一无所知，白天想从牢房往外观察，可窗子装的是不透明玻璃，加上挂着冰霜，根本无法看清监狱周边环境。3月，监狱里又被关进来一些“犯人”，其中一名是北安人，但是他也确定不了监狱地处北安的哪个位置。4月天气渐暖，某天监狱的窗子被风刮开一扇，于天放发现监狱对面是一座很秀丽的两层灰色小楼，便找机会把这一发现告诉了那个北安人，北安人告诉他：“这个地方是火车站北，实业银行对过，大马路西侧，东边是大街，西边是通往黑河的铁路，过了铁路就没有人家了”。
监狱位置确定后，于天放秘密地准备越狱。正苦于没有制服敌人的武器时，他突然发现牢房内火炉子上有个小铁门，铁门上有可拆卸的铁轴，便将它卸了下来，掂量一下足足有半斤重，若使用它用力打击头部要害，可以将人打晕。
有了武器后，于天放继续做着准备。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于天放发现，日本警卫石丸兼政当看守多年，非常懒散，另一个日本警卫津村政夫警惕性较差，他俩当班时比较容易逃出去。同时，于天放发现看守们经常将钥匙放在对着二号监狱的办公桌上，晚上放在他们的右衣兜里，他还用心记住了钥匙的对应关系。此后，于天放又进一步斟酌越狱时间和越狱成功后逃跑方向等一些细节问题。
6月上旬的一天，伪警务厅日本警官与翻译来到于天放的牢房，把一张地图递给他，让他在地图上标出苏联出兵来东北时的行军路线等内容。这是一张军用地图，各地之间距离都标记的很详细，于天放心想机会来了，越狱正需要一张地图，便答应了下来。他声称现在脑子不好使了，需要过段时间才能画好，便趁着这个机会，每天认真研究这份地图，并用心记住。
7月的一天，于天放所在的监狱来了一个新犯人，是抗联第二路军的赵忠良，于天放将越狱的计划悄悄地和赵忠良进行了商议，两人一拍即合。
1945年7月11日，于天放做好越狱准备，但到了晚上放风的时间，日本看守石丸兼政也没有来，于天放心里十分焦急。次日凌晨1点钟，石丸兼政终于来了，于天放赶紧借着上厕所和在牢房外面画地图的理由出了牢门。赵忠良也趁机要求上厕所，石丸兼政此时正倚着办公室的桌子旁打瞌睡，于天放悄悄拿出准备好的炉门铁轴，狠狠地朝他头上砸去，但没有打到致命的地方，赵忠良也冲上前来，3个人扭打在一起，最后，石丸兼政死在了血泊中。于天放急忙从他的衣兜里翻出了钥匙，打开了前两道门，从走廊的窗子跳了出去，两个人成功越狱。
于天放成功越狱后，北安的日本警察厅大为震惊，立即悬重赏捉拿他，并组织了各县的军警大肆搜捕，甚至每个地垄沟都有人不分昼夜地搜查。日本鬼子还逼迫数十万中国老百姓“拉大网”搜寻，谁要隐藏就诛灭全村，这是日本投降前夕对东北抗联最大规模的军事政治行动。但就在这种情况下，爱国的父老乡亲有的冒着生命危险，瞒着日军给于天放送饭；有的假意替日军搜索，实际是帮于天放了解日军动向；有的把于天放秘密放走。
日本投降后，于天放又回到革命队伍里从事新的工作。1954年，于天放任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兼哈尔滨师范学院院长。1961年任黑龙江省政协副主席兼黑龙江大学校长。
（根据北安市国家保密局韩枫供稿整理）
原标题：《【北法学习】黑龙江红色保密故事：秘密逃出牢门》